流氓別苑

《議事論事》的訪問完了。表現很差，要是真的出街，要是出了街看起來還「滿正常」，那要多謝剪接員和編採人員了──起碼，如果沒有那些「er」和呆著光想不答記者提問，就已經是萬幸。我說錯了話，也是責無旁貸的。

25 歲還沒到，第一次出鏡就以「類專家」身份出鏡，作評論，幸甚。不過力有不逮，倒是事實。尤其是口材不佳（加之不嫻熟政治論述，所以無法神經反應式搬些東西出來濫竿充數，常導致我口啞啞）。

應承出鏡，大部份是虛榮；第二是，我一直怯於在公開場合發言，自己知自己事。但，我不可能接受這個我。沒嘗試，沒突破。兩次在鏡頭下的訪問，自問沒怯場（反而是，離開了才開始驚），只是其他因素阻礙。下星期日，會出席獨立媒體的沙龍，作為四個主講者之一，起碼要面對面對著觀眾作 15 分鐘演說──我知，我是拿獨媒的活動教非，去賭我的勇氣，與及，能否成長，跨越一道逾廿年的鴻溝。

這 2 月，很多第一次。但無論是成功或失敗，25 歲沒到，有這些經歷，幸甚。我比很多人幸福了，有這些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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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經過港台記者的提問後，我是準備推翻我說過的『這種以「攻擊對象」為主導的網民社運，究竟能孕養出多少新星？新星需要熟悉社運界的語言和議題，才能持續發展；它不能一顆流星，只因為了單一議題，而擁有了他的 15 分鐘。』

那時，我還未完整地考慮到社運的結構轉型問題（「市民生產運動」VS「政客生產運動」），但卻對「精英」（星）保持一種懷緬的情緒──記得我當年侃侃而談的「精英主義」嗎？

我新的結論，不談。但我想談一下，早幾年在《明報月刊》讀到，有科學家說（大意）一般人以為科學家不能接受錯誤，其實是一種誤解。他續著表示，科學家終身就是和大大小小無數的錯誤打交道，無法接受錯誤，「容錯力」低的人，根本承受不到科學家的工作。深以為是。

由此，我想起政治上的「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這句常用來攻訐對手的說話──其實這種「始終如一」的信念，豈止是政治的，更是生活的。它是種亞理士多德式，政治意味著在群體中生活，並因此活在群體中的人，一早就被要求了：「你的態度總得前後一致」。無論你是政客，還是情人，說過就算，不容抵賴，不能「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

所以，我相信反口覆舌；因為，我知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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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是應該多讀點書，少幹點事，懶發點言。25 歲沒到，再好高鶩遠也不急一時。

今天，在油麻地的中華書局，掃了四本書。

1)《現象學之基本問題》： 保持我的傳統，海德格的書，只要家中沒有，見一本買一本。因他是我的思想啟蒙；

2)《憂鬱的熱帶》： 來自某君的批評：「你該看看李維史陀《憂鬱的熱帶》那種極盡客觀細緻兼容心理感受而總歸結到結構分析的意義層次的寫法」；

3&4)《知識考古學》、《規訓與懲罰》： 這兩本的福柯的著作，買來只是為了送禮──中華書局在搞「每買滿 100，就可 1 蚊買一本特定書籍」，《現象學之基本問題》加《憂鬱的熱帶》己達 166.5。於是湊上兩部遲早也得買、遲早也得看的書，剛好 205，加 2 元，換兩本書送禮，換了一句「I love it so much」，己覺有賺。

不過說起來，為了新年 9 日長假，買來的 "Interrogation the real"（齊澤克），只在極端酗酒的狀態下，看了不到十頁；而從圖書館借來的《社會的結構》（媽的，又已經過期在計罰款），看了還不到 40 頁（不過這書著者 Giddens，確實讓我惑於，我是否遇到了第二春──這點，有待觀察，但目前我對他的評價頗高。它既嘗試開拓社會分析的第三道路，又不失細緻的概念剖釋，亦有勇氣在社會學著作裡，適時援引詞源學分析）。

新添四部書，使得書櫃的僭建情況越見嚴重。幸好，香港法例不管制書櫃僭建，只管樓宇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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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論事》對我的興趣，只是源於《網民運動》這一篇，記者電郵聯絡我，主題一欄也是《有關網民運動》（攪笑的是，原來這好些年來，我 Google 帳號裡，一直說自己是女生 ... 記者不為一個男生接電話詫異，我也不知）。

接受訪問，出鏡，是為了虛榮，我毫不忌諱這點，我甚至四處宣揚。但我的表現未及我的理想，我就只好重提我的格言：「要戴咁大頂帽，唔乾好好幫個頭增肥。」

讀書去好了，這 blog 比《網民運動》一文，只花一半時間。

當然，我亦更應該去想，這 blog 是用來做甚麼？我記得，停寫近一年，再作馮婦重寫，是因為《淫審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諮詢──不過這東西，到現在我卻好像沒怎麼談過。未能直逼核心，我總不滿意，於是只好不寫。